“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的这几句话放在这部电影的情景中十分适合。
当三峡工程启动的时候，大家都无不相信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混杂着有节奏的凿墙声，小县城里充满了兴奋躁动的气氛，到处都是废墟般的旧楼，以及废墟上鲜红的水位线标记和大大的“拆”。
电影里，游船上导游大声念了李白的这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听到的时候有一种时空迷失的感觉，长江会永远在那里，而我们终将离开。
看了《三峡好人》，确没有那种震撼。那些拆迁，千疮百孔，那么大的破坏，此间百姓早已安之若素。移民的移民，搓麻将的搓麻将，挖文物的挖文物。永远是外乡客在惊诧：以往是惊诧好山好水，今日是惊诧摧枯拉朽般的毁灭。
大概有一种读解会把《三峡好人》与《出三峡记》、《拆迁》等样式的作品摆放在一起，凑成一部“告别三峡游”，也可见证三峡的改天换地并非一桩独家发现。在此意义上，三峡题材于一个电影工作者而言，实在太过讨巧。二千年的城市，两天摧毁——这些景观似乎是撼动人心的一大要素，甚而至于要让人想起一些家国身世，但那与贾樟柯电影似乎扯不上太大关系。当然，要硬说是，也可以。天造地设的场景，不用CG不用炸药，不用耗资搭造又推倒，一砖一瓦敲碎，留出时间摆出姿势任你拍。贾樟柯遇见三峡，就是千年一遇。假如大盗不动干戈，贾樟柯的人物就不该去三峡寻人。或者说，敢把自己的两个主人公交给三峡，贾樟柯实在是吃了豹子胆。
当然，总会有人遇见三峡，不是贾樟柯，也会有其他人。所幸是贾樟柯。（为什么是他，而非章明或者其他人
贾樟柯《三峡好人》的英文名为“still life”。查阅爱德华·露西—史密斯著《艺术词典》：“still life ：①静物画，描绘无生命对象的绘画。②静物，无生命的物体”［1］。这种解释是太过简略了，有绘画经验的人都知道，静物画中那突兀、孤独、沉静之物，却包蕴着丰沛的情感，自有其生命的光辉，只是它的呈现是无言的。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不但把“静物”作为有深意的影像符号，而且把它作为一种象征，在此基础上构建电影的主题。
静物在原生态的影像记录中不时出现——三期水位线，机械厂里散落在地、生绣的零部件，颓墙上的字画，王东明书桌上方悬挂的多个钟表，洗手间里“和合集团”的展示牌——以特写的形式自在地呈现。就像海德格尔眼中梵高的农鞋，每一静物都敞开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归属于某人的。 156.3米三期水位线
贾樟柯在威尼斯捧得金狮之前，对这部电影一无所知，尽管听说他经常过来学校和某老师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一番，西北人的豪情我不懂，质朴与粗放的标签早就贴满了身，而北方人的细腻之处有时候却让我觉得“阴险”，深藏不露。南方人细腻在关系上，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低声细语，而北方人细腻他自个儿，从不与人说，被人道出反不好意思。
关于内容的意义那阐释起来也许正如桑塔格所说，是“挖掘的破坏”。电影在作为六七十年代的新鲜事，或许在那时还留有一片没被阐释的乐土，现今则不然，当大众文化已经被批评家拱上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招徕的阐释者就如苍蝇一般，蜂拥而上瓜分新鲜出炉的热馅饼，生怕观点被抢注，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文的……不一而足，听你的不听他的？为什么？！当以说教的目的去阐释一部电影的内容行将失去意义的时候，电影给予个体的感触才最珍贵。而留给我们思考的，也许可以是形式细节的推敲，与意义的阐释无关，只涉及个体的思考。
现与隐若即若离
记得那个小男孩，扯着嗓门在唱着那些网络口水歌，时不时地出现，与情节脱离
《三峡好人》的海报干脆就以10元人民币上的夔门作为画面背景，充满象征意味。作为写实主义的《三峡好人》难得之处正在于其显而不露、矜而不骄的叙事方式和镜头语言——不需要激烈的故事冲突、不需要复杂的镜头摆位。在这部电影里，故事成为次要的环节，群体雕塑和社会背景反而成为影片的主角。
看过这部影片的人要么留下干瘪和乏味的观影体验，要么给予掌声和叹息以反馈自我所收获的沉重和历史感——这也是一部艺术影片所必然面对的两种声音。
三峡作为一个充满诗意的意象，不仅仅存在于诗歌和散文，也存在于国人的偏执和想象。在巫山云雨的背后是真实的和沉重的人生。电影的英文名“Still Life”或者更清晰的表明了影片的主题。因此，在影片中云雨变幻和山水行胜只是作为一个引子，在那美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加真实的沉重，窝棚、粉刷的“拆”字、小孩口中歇斯底里的流行歌曲、破坏和摧毁、富贵和贫穷。这一点在小马哥的尸体被抬到江边时候流露的更加明显，那种清晨的湿漉和雾霭，却夹带着红被裹挟的尸体和机动船的马达声
《三峡好人》以善良反抗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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