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2007年7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严 恭
中国人永远喜爱的孩子
有很多介绍漫画“三毛”及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文章已见诸报刊，然而，还有许多内情尚不为大家所知。
《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震撼，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三毛”成为全上海儿童、大人关注的热点，许多人写信、寄钱、寄衣物给“三毛”。古往今来，只有反映时代，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就这样升华为不朽的经典名著。
1948年初秋，一位独具慧眼的独立制片人，决心将《三毛流浪记》搬上银幕。他就是在新中国剧社任过理事长的韦布。虽然他从来没拍过电影，但由“三毛”激起的他对社会黑暗的愤恨，使他对拍好这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在韦丽琳、上官云珠的帮助下，他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资金，甘冒风险，担当独立制片人；由冯亦代介绍，毅然买下该画册的版权，并力邀他家乡江阴高小的同班学长、著名艺术家陈鲤庭先生来执导。
但陈鲤庭正执导田汉老的《丽人行》
三毛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海都市的形象完全是两级的。影片一开始，画面前景是低矮的小房子，后景则是雾气中若隐若现的高楼，一个挑着重担的脚夫匆匆走过。影片的故事和三毛的形象耳熟能详。衣衫褴褛的三毛在繁华的上海街上头游走。他想找份工作，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影片的话语体系中，繁华的都市是人们忍饥挨饿的源头，市长家的奢华是表现是都市弊病的最高级。与市长等富人冷漠、自私的性格相比，生活在贫民窟的穷孩子们，在道德品质上是勤劳、善良、友爱，他们仍然坚信依靠自己的双手能够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即便是按照今天的眼光，影片仍有不少令人非常心酸和唏嘘的噱头。
如果没有那个为了配合新社会而硬硬加上的光明而仓促的尾巴，还会更好。
三毛这个故事、人物，实在是属于上海的，只有放在这么一个灯红酒绿不夜城里才格外有杀伤力。
我很喜欢开篇黑底白描的那传神之至的几笔，很喜欢里面的小段落，能扩充的就扩充，不能扩充的就简化——不像电视剧版的，非要拖出个篇幅来，太多不必要的冗长。三毛原著不适宜做大部头的改编，最好的就是起承转合赶紧抖包袱。
最让我感叹的段落，是片中特别用来铺梗的那个“加入游行的欢庆中”——第一次，解放前，明明是儿童却不能过一个儿童节，被警察乱棍从游行队伍中打了出来，自己扯旗子拉队伍上街；第二次，解放了，解放军进程、老百姓翻身，漂亮的文艺女向褴褛的小瘪三们挥手，招呼他们加入游行的队伍，一起扭着秧歌向前走。
除了一旧一新的对比，双方所操持的欢庆的“器械”也不尽相同：前者用西洋鼓号，后者是中国本土的、来自农村的、与上海这座洋气的城市不甚相称的“大秧歌”；前者，发号施令者并没有露面
三毛流浪记 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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