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创造了一个电影的世界，这个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单纯剪花，或者说净化了，这个电影的世界完全是为了表达编导的意念购制的 。
影片提出了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问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真正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进一步铲除封建思想对普通人精神的束缚。影片的表层是清新淡雅的风格，内在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反思。
陶春，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是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她是一个普通妇女，是一个好人，但却：也是一个新人。
从《乡音》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
看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根源
范达明
影片《乡音》显现的那个独特“角落”的社会存在固然是原始的和落后的，但毕竟不可能长远地同整个中国大地绝对相分裂。新时期迈开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四化步伐，也开始通过这个独特“角落”的内部矛盾而引起着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共震!《乡音》的编导正是如此地去尽力折射出这个“角落”的时代感的。在这里，新与旧的交替，通过这个“角落”两代人的冲突，甚至也已表现得相当明显。
如果说杏枝的爷爷与明汉的师傅所代表的是这个“角落”的过去的社会存在与生产方式的话，那么，杏枝与明汉这两个年轻人，无疑是代表着这个“角落”的现实社会存在的发展方向，即新兴的未来的社会存在与生产方式了。两代人的冲突在杏枝与其爷爷的关系中具有特别尖锐的、不可调和的趋势 ［此可以杏枝一脚把爷爷编好的斗笠“踢得乱滚”（c8—9）为极致］；而在明汉与其师傅的关系中，则有前者改造与胜过后者，后者努力学习与赶上前者
这是中国版82年生的金智英嘛！发现冷门佳片，好激动！我愿称之为53年生的陶春。导演的的确确在拍乡土，可片名是障眼法，相当于是马赛克，乡土是表，不平等下的女性自我认知是里。电影没有苦大仇深的性别矛盾，只有不显山不露水的一次次伤害。女主春姐自觉自己是有福的，撑渡船的丈夫勤勤恳恳，儿女双全，乖巧懂事。她生病后因祸得福，可以坐汽车，可以看看翻天覆地的县城。跟闺蜜诉心事一边说自己有福，一边在整理苦瓜，导演铺排细节精准有力。例如，丈夫所有忏悔和补救都无法完成
文/思与路
命运，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话题。它是一个答案，让一些人停止了思考，它又是一个问题，让另一些人产生新的追问。我总会在某些时候听到人说“这是我的命”、“这是他的命”、“这是我们的命”等类似的话。小时候听到这些话时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很深奥，仿佛他们知道很多我们未曾了解的事物；大学毕业后听到这些话时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在逃避，他们在现实的困境中只是无奈地叹息；今天看了八十年代老电影《乡音》后，我的脑海中莫名地思潮翻涌，我仿佛感到命运之神在向我倾诉，让我不吐不快。
先从《乡音》说起吧。
女主角陶春常常回答丈夫余木生的意见时总是那一句“我随你”，可她也深知自己份内的事情是服侍丈夫照顾孩子操劳家里的一切杂活。她偶尔也会有自己的一点小想法和小期盼，可她会谨慎地把自己的这点小想法隐藏起来，并有意无意地使丈夫泄露出意见，只要丈夫不认可，就从来不会自己耍性子一意孤行。不只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使到了三十年后的现在，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陶春的这种行为依然是贤妻良母的模范
杏枝 木生 春姐 龙妹 虎娃 民汉
春姐的忍气吐声
1、“都随你”
2、不坐火车看龙泉镇
3、肚子疼还是去卖猪
4、想买一件衣服，但价格14块5，就没买，她只给儿女和丈夫买
5、肚子疼，由着丈夫只卖人丹。
6、帮杏枝和民汉撮合回晚了，受了一顿骂。
原因：1、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是春姐给儿子讲故事，她讲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因为没有听大人的话准时回家而被海水淹没，最后成为一只鸟，这个故事很有意味。2、还有春姐家小时穷，个很大才去读书。3、邻里夸奖木生，让她自得。
面临转变中的小山村，人们习惯和思想产生差异的年代。在杏枝爹看来，木生是好样的，力气大，会劈柴，编斗笠；但在杏枝她们看来一切都在变。影片中，火车 《军港的夜》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什物。木船被汽船取代等。
人们的观念也在变，杏枝是变了的，而春姐她既在家庭的牢笼里，但又盼着穿着漂亮衣服，火车载着她到龙泉镇，当稚嫩的虎娃问春姐山的那头是不是海，她不能给出答案，但她眺望的双眼也在告诉观众，她也渴望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
影片中关于这个小山村的描述，乡情淳朴
一支爱和希望之歌
——从《乡音》序幕看《乡音》主题
范达明
人们都说《乡音》是一出悲剧。但它首先应当是“一支爱和希望之歌”（萨杜尔语）。它用独特的“乡音”来讴歌的。没有木生与陶春这对夫妻建立在辛勤劳动基础之上的小农家的“爱和希望”，及其伴随陶春被病魔即将夺走生命而导致这对恩爱夫妻及其充满希望的小农家的即将毁灭，就没有什么感动人心的悲剧可言。其实，在那近乎隔世的山区“角落”的近乎原始的社会存在条件下，这对劳动夫妻那独特的“爱和希望”，先决是作为一种既定的情境规定而贯串与渗透在全片之中的。很多评论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基点估计不足，往往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这对夫妻之间表面的所谓“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之类的“不平等”、“不公平”的伦理关系上，而在论述这一点时又没有从这一“角落”的社会存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入手，这种就事论事、随心所欲的评点，缺乏起码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以致把影片本来赞颂的，事实上也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精魂”（王一民语）之美德的东西，当作了封建伦理的糟粕来加以贬斥
1983年胡炳榴《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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